父亲出生在1935年，出生时家庭条件尚可。爷爷是手工业者，是当初大家庭的支撑。这个大家庭有几十口人。父亲在他八岁时我爷爷过世了，后面大家庭分了家，我父亲，他的一个兄弟（我大伯）和一个不太能干的娘（我奶奶）组成了单独的一个小家庭，分了一间墙门房，一下子陷入了贫困。父亲在他九岁的时候被送到他姥姥家的一个亲戚那儿做学徒，学习篾匠（旧时江南常见的手工业，利用毛竹手工制作各类家具和生活厨房器具）。几年学徒期间，所有收入都算是师傅的，师傅只管饭，仅仅在过年时给几十条年糕作为回家时的年货。手艺学成后，父亲在诸暨东部各处从事篾匠手工，挑起了家庭重任（我大伯喝醉酒后要闹事，不太能干）1955年父亲应征入伍，在福州空军部队渡过了5年光阴。父亲的战友张泉标回忆说，当初入伍赴福州时，福建还没有通火车。新兵在江西上饶火车站下车，集中坐汽车进入福建。当初福建还没有肃清土匪，运送新兵的每一辆汽车顶上都架设着机枪。到了福州后，城市一片断垣残壁，国民党空军大规模轰炸福州后城市还没有从战乱中恢复过来。父亲在机场时属于地面警卫部队，集中守护场站。工作勤勤恳恳，多次获得表彰。但苦于没有文化，军职提升空间受到了限制。尽管如此，在部队父亲还是学会了读书写字，成了家里第一个脱盲的人。同时还优先加入了共产党。在部队时条件相当艰苦，但比起地方来，已属天堂。战友斯金章回忆说，到达部队的当天会餐，我父亲一口气吃了十个包子，但有战友吃得更多，有的吃了十四个。机场周围种植了许多龙眼树。水果成熟时，战士可以随意摘吃。在改革开放前龙眼桂圆属于上等的补品。这可以说是在服役期间的意外之福。那个时代的人们承受能力极强，父亲在部队服役整5居然没有回家探亲。后面聊起这个事情时，我问祖母难道不想念吗？如果意外身亡呢？父亲的回答是，一个是当初老百姓填饱肚子都有困难，而是军属都能受到乡里一定照顾，所以他能在部队安心服役。退伍后，父亲被分配到四川成都工作。单位是一家飞机制造维修厂，工资不高。当时处于大跃进末期，粮食最紧张的时期。据父亲回忆，当时国家对成年男子口粮定量为每月34斤。许多每月口粮不够吃的职工只能当掉身边值钱的物品，如手表，毛衣等来换取粮食填饱肚子。国有食堂的垃圾堆旁围满了当地的小孩，只要有蔬菜的下脚料倒出去，马上就会被哄抢一光。父亲和同事一行从成都回家探亲的路上还遇到这样的事情：一行人下火车转车，找了一家饭店吃饭。其中一个同事买了一盘包子，坐下正想进食，突然窜过来一个少年，一把抓起两个包子就跑。这个同事动作很快，几大步就追上了，正想夺下包子的时候，只见那少年往包子上吐了口痰。那同事看到这样，也只有放手让他走了。父亲在成都呆的时间不长，一年后被调动工作至上海龙华机场。工作是维修当时先进的米格飞机发动机。工种是钳工。由于大跃进的影响持续发酵，城市生活亦十分艰难。国家也大量裁减城市就业人口以减轻财政负担。父亲不属于裁减之列，但是由于物价昂贵，购买力低下，便主动要求下放回原籍。这一回就是8年。在此期间我们兄弟姐妹几人相继出生。父亲回乡后，即被选为村委书记，同时兼任民兵连长。但几年后文革爆发，父亲也因卷入武斗而使全家吃尽苦头。最惨时，家里面被解放军反复搜家（上缴武器弹药），父亲被通缉而躲入深山老林几个月。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才予以平反。林彪事件后，国家某些单位又开始复招工人。父亲在我出生几个月后又回到了上海。从此在各地工作直至退休才返乡定居（期间每年只有20天探亲假）。复工后，父亲先在上海郊区工作了几年。1975年，上海筹建小三线工地而抽调了大量职工至安徽江西等地工作。父亲又被安排到皖南长江边上的一个弹药厂，在那儿一呆就是10年。皖南此地十分落后，交通闭塞。从上海赴此地只能坐轮船。从诸暨出发只能坐火车，到九江后下车，摆渡，再搭工厂的货车才能到达。改革开放后，安徽江西等地的小三线工厂因选址欠妥，运输和生产都没有优势而在八十年代初纷纷下马。父亲在奔波十年后又回到了上海。在知交的安排下，父亲在无锡太湖湖畔的一家上海化工系统疗养所上班直至退休，在无锡总共度过了近10个年头。退休后，父亲回到了老家。从此过上了自己最中意的田园生活。种地，钓鱼，养蜂，修理都是他喜欢的活。父亲是一个标准的原教旨主义共产党员。如果说雷锋有部分是党媒捧出来的，父亲则是天生的助人为乐的人。我老家在中心镇里，父亲的所有同事战友凡是从周边赶到镇上来办事买东西中午来不及赶回家我家都招待他们吃饭。在我有记忆以来我家一年当中三分之一时间都是宾客盈门。父亲从事过工厂食堂工作，所以做得一手好菜，凡是邻里有婚丧嫁娶，父亲都积极帮忙，从不索取报酬。父亲会干电工，镇上开始安装电灯时，父亲免费为邻里接线上电。后面开始普及自来水供水时，父亲自费购置了自来水水管套丝管钳。邻里只要有安装活的，有求必应，分文不取。在单位工作时，下班后，单位如有问题发生，不管份内份外，父亲立马赶到帮忙。锅炉司炉只要能操作就可以，但是父亲在他从事司炉工作几年后，迅速掌握了锅炉维修技术，从此锅炉维修也成了他的本职工作。有一年探亲回家，当时乡镇企业已经在浙江风起云涌。有家染织厂由于都是招聘农民作为员工，锅炉长期缺乏保养。父亲花了一整天时间，彻底地对锅炉进行了维修。不仅排除了安全隐患，而且使煤耗降低了三分之一。事后工厂老板只招待了一餐饭，由于是在那儿上班的邻里相邀，父亲从来没有计较过。父亲一生勤俭，舍不得花钱。但是当邻里需要借钱时，每次都是慷慨出借。在传统农耕社会，大众只希望别人都是雷锋，自己则享受种种便利。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千万不要把父亲当榜样，她说传统谚语有：为了别人称得一声好，你得送上一件袄。父亲的这种性格是造成父母之间矛盾冲突的最大因素。父亲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酒，而且只喝家酿的高粱酒。但这一爱好最后很有可能是让他染上不治之症的主要因素。父亲退休后唯一对自己慷慨的事是在过世前去了一趟台湾。去台湾的驱动因素是他在部队时所有的使命和责任都针对“解放台湾”。从台湾回来之后，他说这个地方真好。至于他的真实内心世界，连母亲也只能略知一二了。愿父亲永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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